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兵（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载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7期

随着机器人从制造业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社交机器人”（Social robot）不仅在人际传播中担任助手的角色，还能通过沟通与互动参与到新社会形态的建构中。在人机传播（HMC）的视域下，机器（人）从传播的中介逐步转换为传播主体，具有了和人类传播者同等的主体性地位[1]，在此背景下，“传播学”的概念被赋予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内涵与外延，“人类传播”则以更加多样的形式在人和机器的沟通与互动中产生出新的功能与机制。

回溯历史，20世纪40年代，控制论和神经生理学家威廉·沃尔特研制出第一代自主移动型机器人，成为社交机器人的雏形。 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介艺术与科学教授辛西娅·布雷齐尔是最早提出“社交机器人”概念的学者之一，她同时也是机器人行业最成功的创业者之一，由她和团队所创造的社交机器人雏形产品之一的Jibo，拥有萌化的实体外表，具备了听、说、看、陪伴、提醒、学习等能力，可以记住每个使用者的习性和喜好，完成从对话、拍照、信息查询到活跃气氛等多种功能，一定程度上担任家庭成员的角色。 布雷齐尔进一步指出，“社交机器人”通过“拟人化变型”（anthropomorphize）技术能够更好地与用户进行沟通和交流，是一种可以模仿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和互动的新模式，也是能够“自然地”与人类进行沟通、交流和互动的技术产品。 [2]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提升，社交机器人在失智或失能老人、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的陪伴、保育、医疗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对于传播学者而言，社交机器人的日益普及带来了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其重点从传统的人际传播向人机传播等新的领域转移。具体而言，人机传播可再细分为“人与计算机的传播”（HCI）、“人与机器人的传播”（HRI）和“人与机器的传播”（HMC）等。就国内新闻传播学界而言，目前较少有人关注“社交机器人”的概念，既有的文献中存在着误解和混用的趋势，例如将社交机器人和使用虚拟账号干预舆论走向的“机器人网军”（bots或botnets）混为一谈。有鉴于此，本文对“社交机器人”的概念及其特征进行厘清和辨析，聚焦于其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模式及其所带来的风险，提炼出其发展态势和未来走向，以资国内学界和业界镜鉴。

社交机器人的定义及分类

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社交机器人是协作式机器人（Corobot）的新发展[3]，Corobot或者cobot一词来自合作（collaborative）和机器人（robot）这两个词的合并，最早出现在《华尔街日报》2000年1月1日的千禧年版中，指的是1996年以来西北大学两位教授柯尔盖特和佩什金所设计的可以在一定工作环境中能够与用户进行交流和互动的机器人。当这种交流互动能力从工作场所转移到了社会生活场景，便形成了“社会交互机器人”（socially interactive robot）的新品类。

社交机器人以“社会性”作为核心特征，因此也有“社会化机器人”的译法，这与将social media译为“社交媒体”或“社会化媒体”是基于同样的思路。它是机器人和“社会化界面”相互交叉与叠加后的产物，配置了技术专家设想的拟人化指标，成为人类的社交伙伴，从情感层面与人类进行交流和互动，这种“社会性”——即其在社会生活和情感层面的功能——是社交机器人与电脑、工业机器人等其他智能工具之间最大的差别。[4]一些人文学者引用了“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又译“神人同形同性论”）的概念，用以指代将人类的性格、意识、心理等赋予非人类主体的现象[5]，从而在学理层面上提炼出了社交机器人的基本特征。

另外，社交机器人具有物理层面的实体性和移动性，这就与“虚拟助手”、机器人网军等形式的智能应用进行了区别，后者通常不具有“物理化身”，仅仅以虚拟账号、算法程序等形式依附于计算机屏幕或者其他智能体进行呈现，没有具体化、可触摸的适配物理机体。相比之下，社交机器人通常具有物质实体，且在真实空间内可被感知，而不是仅在虚拟屏幕中呈现。

综合来看，社交机器人是指拥有一定的物质实体，外形和基本功能中包含由人工智能技术所构建的类人生物特征，基本运作遵循一定的社会规则且能模仿人类行为，与人类或者其他的自动化实体进行交流和互动的智能机器人。其一方面能够辅助和帮助人类进行生产和生活，另一方面可以作为自主实体进入社会生活。

布雷齐尔根据功能和角色将现有的社交机器人分为四类[6]：“社交唤醒机器人”（socially evocative robots），例如玩具等，可以诱发人们对其拟人化处理；“社交界面机器人”（social interface robots），可以和人通过语言、手势或者表情进行互动，但是缺少双向的反馈，例如博物馆中的机器人向导；“社交接受机器人”（socially receptive robots），和人进行互动并做出相应的行为，但是缺少自身的目标，仅仅是回应人们的需求；以及“完全社交机器人”（sociable robots），作为社会主体拥有自身的内在目标和动机，不仅满足人类的需求，有自身的生存、执行任务和学习的目标。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从机器人的外观、所能完成的功能、使用场景等角度对社交机器人进行再划分。例如，根据社交机器人的外形，可以将其分为类动物或宠物型、类人型和类机器型三种；或是根据功能分为直接社交机器人（direct social robots）和间接社交机器人（indirect social robots），前者可以和用户直接建立社会关系，后者辅助人们和其他人或者物体进行连接、发挥中介作用，例如机器人轮椅等，它们的区别在于直接社交机器人的设计是为了与人本身进行社交，而间接社交机器人则是为了帮助人们与其他主体建立联系；还可以根据使用场景分为家用机器人、医疗机器人、教育机器人等。

社交机器人的社会性表征

社交机器人的根本属性在于其社会性，深入探究其社会性表征对其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场景来说具有重要作用。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介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将社交机器人定义为“关系型艺术品”，强调社交机器人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7]经过了20余年的发展，社交机器人的拟人化程度不仅体现在外表上，更体现在心理、情感和行为特征的互动之中。具体来看，可以从如下角度构建社交机器人的“社会性”意涵。

首先是社会沟通与交往层面的“具身性”和“多模态性”（multimodality）。社交机器人往往具有拟人或者拟动物的外表，具备与各类社交场景适配的身体仪态、行为动作、表情等。身势符码——即人们常说的“身体语言”——是其参与社会交往的重要手段，也是解码人类传播行为的重要线索。社交机器人借助于人工智能技术捕捉和习得行为主体间的社会关联性，并调整自身对他人行为的反馈。作为传播主体的个人对物理实体的第一印象往往决定了他（她）在未来的社交过程中会突出某种品质——例如吸引力、信任、竞争或者攻击性。具身性的特质不仅会影响人们对社交机器人执行的任务种类的看法，还会影响人们对其拟人化程度、个性和接受程度的看法。[8]积极且多样化的沟通能力是其发挥社会效应的前提条件，社交机器人可以模仿人的交流模式，使用语言来进行日常沟通和交流；另一方面，它也能够使用目光凝视、肢体动作等手段进行非语言沟通，这种非语言的情感表达可以促进用户与社交机器人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和更加亲密的关系。社交机器人具备语言和非语言形式的“社交线索”，这会使得用户在与其沟通时将其视为“真人”，从而营造出现实生活中人际传播所具备的“在场感”。

其次是机器意识层面的意向性、个性化与适应性。社交机器人能意识到自身的能力，能了解人类伙伴的特征，能自由控制面部表情、身体姿态、注视方向和声音，具有在互动中模拟适当社会反应的能力和意识。[9]与工具化的机器人不同，社交机器人往往具有鲜明的个性，可以根据用户的回应改变自身的性格特征，对于提高社交机器人的可信度来说，为其赋予一定的情绪和个性特征是必要的，这是成功进行交流的基础。社交机器人不仅仅通过外在的机械表现与用户互动，其内核中也存在着与人、其他物体、周围环境之间更加有效的互动模式，可以感知到自己所处位置，通过自我导航并与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换言之，社交机器人具备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可以根据具体的语境做出决策，而不是像工具化的机器人那样单纯依靠算法采取相应的行为。

最后是情感层面的共情能力与社会参与性。共情能力体现为理解他人情绪和观点的能力，这是主体间进行沟通交流的必要条件，具体而言，共情能力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识别他人情绪；和其他人进行交流；表达自己的情绪；换位思考。[10]体验对方或他人的经历并对其进行回应是人际传播的核心机制，是由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理解所自动唤起的情感反应，而社交机器人可以解释和传达“社交线索”，通过使用面部表达、手势或者对话等方式来呈现这种共情能力。“社会参与性”具体是指社交机器人能够利用情感参与到社会互动中，其中情绪的识别和身体语言的合成是社交机器人提高社会参与度的重要手段。为了提高互动与参与的能力，社交机器人配置了面部识别、主体识别和追踪、发声、手势等功能，以更真实、更沉浸、更智能的方式进入真实的社交场景当中。

显而易见，能够进行基本的语言和非语言交流是社交机器人所具备的社会性表征，具有自主化意识是其成为传播主体的先决条件，更深层的情感维度的社会性则是其更适切融入社会生活的进阶要求。基于其社会性特征，社交机器人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已经起步，并获得了一些突破。

新闻传播领域的社交机器人应用

社交机器人在教育、医疗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在新闻传播相关领域的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基于社交机器人所特有的具身性、强互动、情感认知等特征，我们可以预见到其在新闻传播领域广阔的应用场景。

（一）新闻领域。2014年，日本机器人科学家石黑浩带领团队开发了全球最早的机器人女主播Kodomoroid和Otonaroid。它们配备了安卓系统，拥有高度拟人化的实体面容和身体以及顺畅的语音交互机制，并具备了幽默风趣的性格特征，可以完成简单的新闻播报，并与记者进行交流，随后石黑浩团队所研发的被誉为“最逼真”机器人的Erica于2018年开始尝试新闻主播的角色，其被认为更具有“自主意识”，也能呈现出更为细腻的情感和更为精细的互动模式。2021年5月，由汉森公司开发的知名类人型机器人Sophia初次担任新闻主播的角色，运用西班牙语对西班牙大选的信息进行实时播报，引发广泛关注。具有实体化身的社交机器人在语义理解、语音合成、机器翻译等技术手段的加持下，在特定节目中开始替代人类主播的角色。

（二）综艺和体育节目。2015年，日本电视网（NIPPON TV）推出了全球首档机器人主持的综艺节目《松子机器人》，知名艺人“松子DELUXE”和与其外貌高度相似的类人型机器人共同主持节目，机器人在旁人指导下尝试唱歌、咨询、育儿等各项社会任务，并不断提升自身的解读力，同时以情景实验的方式考察民众对机器人的接受程度。Sophia自2017年以来接连亮相英国独立电视台（ITV）的《早安英国》、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吉米今夜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60分钟》等名牌栏目，与电视主播、脱口秀主持人等自由交流。除了综艺节目，社交机器人也涉足体育比赛和直播，2020年7月，日本职业棒球联盟(NPB)的比赛现场，波士顿动力公司的Spot和软银公司的Pepper机器人担任现场观众，替因为疫情无法到场的球迷为球队应援。社交机器人所具有的强互动性使得其更能满足媒介受众的娱乐性需要，在非严肃性的访谈、真人秀、脱口秀等综艺节目中作为诱发观众兴趣的关键角色出现。

（三）广告领域。在2022年2月的美国“超级碗”比赛中，波士顿动力公司的数台机器人出现在啤酒广告中，机器人Atlas和机器狗Spot如真实演员一样根据程序设定完成各种惟妙惟肖的动作，在广告中和人类进行肢体接触和情感互动。事实上早在2019年超级碗比赛的电视转播中，已有七支中场广告片中出现了机器人演员。社交机器人呈现出科技感和未来感，和“人机交融的世界”这一创意设定相融合，提升了广告片中视觉叙事的内涵和趣味性，更重要的是通过新颖的呈现方式和酷炫的视觉冲击，提升了传播效果，强化了“吸睛”效应。同时，让观众可以深度思考人类的主体性价值。

（四）数字教育领域。儿童陪伴机器人，例如软银公司的类人型机器人NAO、Pepper，索尼公司的Aibo、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的PARO等类动物型机器人得到了大规模使用。2020年4月，美国Embodied公司在疫情背景下推出了专为儿童设计的伴侣机器人Moxie，旨在通过人机的互动行为促进儿童的社会、情感和认知发展，Moxie能够通过情感语言、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来理解和表达情绪，利用人类心理学和神经学来创造更深层次的纽带，可以应用于社交距离的需求下儿童教育的正常运转。辅助儿童进行阅读、学习是社交机器人的主要任务之一，国内外有大量的儿童阅读机器人产品面世，例如由国内公司物灵科技所推出并在全球售卖的智能绘本机器人luka等，通过与出版社、教育公司等相关主体合作，在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提升阅读体验的同时，拓展数字阅读发展的新形式。

（五）信息服务领域。智能音箱、家庭机器人等为代表的终端设备和产品进入了用户的生活场景当中，依靠语音识别、深度学习等技术，与用户进行对话，为后者提供个性化、定制化、互动性的信息服务。以Alexa等为代表的智能音箱作为典型的家用社交机器人之一，通过与用户进行语音对话的方式完成相应的操作，其语音识别、语义理解与自然语音合成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服务也呈现出新的特征。爱迪生（Edison）公司于2021年7月和12月分别发布了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相关调查报告，结果显示26%的澳大利亚人和25%的英国人拥有智能音箱，其中41%的澳大利亚用户利用智能音箱获取新闻资讯。另外，这两个国家都有大量用户使用智能音箱收听自己喜爱的播客节目。社交机器人在与用户进行深层交互的同时，也为传统的新闻业务提供了新的场景化应用机制，多样化及定制化的需求渗透进社交机器人相关产品的设计中，使之可以满足差异化的信息获取需求，例如可以根据用户的使用习惯在某些特定时间播放特定场景下的具体内容、或者根据用户语音中所呈现的情感指标为其播放符合用户心境的内容等。

（六）公共传播领域。早在1997年，德国科学家将名为RHINO的社交机器人放置于波恩市的一家博物馆中担任向导，在6天时间内为2000多名参观者提供了地图、导览等服务，引发了媒体的关注。[11]此后，社交机器人在多个国家被应用到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等公共场所，例如美国的Nancy和Vincent、澳大利亚的Julia等。最近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案例是2021年11月，位于韩国京畿道的城南市政府在河堤沿岸放置了可以随身携带100本书并自由移动的社交机器人，为市民提供多样化的公共传播服务。在刚刚圆满落幕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社交机器人在更为移动化和非常规化的社会场景中获得了突破性的应用。由“猎户星空”公司开发的社交机器人“豹小秘”基于语音、视觉、动作交互为各国来宾，尤其是残障人士，提供了多语言驱动、多场景适配的迎宾接待、互动娱乐、引领讲解、问答咨询等公共传播和信息服务。

综合来看，从传统的新闻生产、播报与推送、广告内容呈现，再到数字出版行业的革新，抑或是更为广泛的公共传播领域中，社交机器人都基于其社会属性拓展出了更为多元化的社会场景，也开发出了愈发广阔的应用前景。

社交机器人的伦理与风险

按照人机传播的理想化愿景，机器人成为传播的主体和人类进行平等交往。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双向互动和交流的过程中，技术本身的缺陷、用户使用习惯的刻板印象及其所导致的偏执行为、社会环境和场景的复杂性等因素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甚至加剧社会习俗和道德伦理层面的风险与挑战。

首先，是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所带的黑箱效应与感知恐惧风险。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社交机器人以更加智能化的方式参与到公共领域和社会生活中，但是“技术黑箱”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在持续蔓延。

一方面，全球范围内发生了多起社交机器人说出令人匪夷所思的“黑话”“雷语”的事故，有的还引发了一定层面的社会恐慌，加剧了人们对社交机器人的不信任程度。当社交机器人进入新闻直播领域中，如何保障其在可控范围内能够做到言行得当，能够根据节目的需要完成指定的行为操作，而不会脱离人类控制做出对用户心理造成负面影响的交流模式和行为举止，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社交机器人往往需要经过深度学习才能掌握各类沟通和交流技巧，目前还不能代替经验丰富的真人主播应对直播现场的突发状况，尤其是在处理政治意味浓厚、社会影响深远的重大新闻事件时还无法做到万无一失。

另一方面，当传统的广播电视和新兴的播客等节目中出现社交机器人，有可能进一步诱发“恐怖谷”效应，即当机器人的拟人化程度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时，用户的正面认知和好感会急速降低，取而代之的是恐惧、不适等负面心理，已有多项实证研究表明，机器人与人类相似度越高不一定会带来积极的传播效果，也可能激化用户产生抵触、抗拒等反应，特别是当机器人主播的表情出现扭曲、动作出现卡顿、声音出现金属感过重等“诡异”行为表征时，更会引起负面感知，这对于女性、未成年人、老年人、边缘弱势群体等而言尤为明显。

其次，是社会互动所带来的刻板印象所导致的偏执行为和情感依赖风险。依照目前在人机传播研究中广泛运用的“媒体等同”（media equation）理论和CASA（Computers as Social Actors）范式的核心理念，数字素养和传播能力处于初级水平的“常民”用户往往会根据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交往模式和规则来与机器进行互动，但是这些模式和规则中同样存在刻板印象、社会歧视等倾向。例如，目前的类人型社交机器人大多被设置为女性角色，参与到新闻播报和呈现中，具有男性中心主义倾向的“性别凝视”某种程度上在建构观看与被观看者的关系。此外，当个性化的社交机器人被广泛应用，儿童、老年人等拥有特殊的情感和社会互动机制的群体在拟社会交往中会对物体本身形成情感依赖，人机情感的建立和巩固会导致比真人之间更为复杂的道德伦理风险。目前的社交机器人不断提高“自主意识”，希望通过情感能力的增强来促进人机交互的真实感，但是人的情感复杂性和多变性使得其在和机器进行情感的构建中，或许会产生意料外的社会效应。

再次，是“机器人权”的保障和“下岗风险”的防控。这主要涉及社交机器人的主体性地位和权利，当社交机器人被引入新闻与传播领域，主播、记者等角色一定程度上成了新型“数字劳工”，虽然其“永不知疲”，但是随着其社会性和智能性的提升，机器人作为社会中“有机成员”是否具有休息的权利，其是否应该受到基本的“机器人权”保障，成为人机共融所产生的问题。此外，社交机器人会逐步替代人工劳动，“下岗风险”是人类社会进入全面数字化和智能化亟待解决的问题，社交机器人基于其相对稳定性、耐力持久性、行为高效性等特征，会对新闻传播领域中某些模式化的工作岗位进行迭代和升级。专业记者、编辑和各类媒体从业者如何变革自身的角色、提高相应的适应能力成为关键，与智能化的社交机器人建立起“竞合”关系是防控“下岗风险”的有效途径。

最后，用户隐私与公共安全的问题同样不容小觑。在使用过程中，特别是对公共传播场景中的社交机器人来说，社交机器人的自我学习和提高要以用户的使用数据作为基础，在获取数据的过程中，势必会侵犯用户的隐私。放置于公共场所从事公共传播的社交机器人应当受到有效的监管。例如，其是否在无差别搜索和记录周围的用户数据，是否存在违规偷窥和监听，等等。现有不少研究证明用户会基于对隐私风险的担忧而拒绝或减少使用新的技术产品，对于社交机器人的使用来说也面临这一问题。因此，解决用户隐私和公共安全领域出现的各类问题都应当成为增进人机信任度的重要指标。

总结与展望

随着智能时代的全面来临，新兴技术以各种方式进入新闻与传播领域的发展中，数字新闻、AI主播等形式已经日渐成熟，但是社交机器人的应用还处于上升期。在技术不断完善的背景下，社交机器人将有望在更多的领域代替人类角色。

首先是表达能力的持续提升，社交机器人的语义理解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不断完善，准确、自然也成为人们对其更高的要求，未来可以被应用于更多灵活、非模式化的新闻产品中。其次是外表，现有的社交机器人极力模仿人类的外表和特征，未来以多样化的展现形式进行呈现，有望成为新闻传媒业的新趋势。互动能力的提升能够增强相关产品的互动性，促进新闻和内容产品的个性化与定制化，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再次是情感维度的拓展，如何让社交机器人在与用户的交流互动中更为细腻地体察对方的情感变化，通过传播策略的调适展现共情能力，这已经成为未来社交机器人技术研发的方向。

未来机器人可以代替人类记者深入更多“肉身”无法触达的场景中，从而实现对人类体验和认知的延伸，同时也改变新闻内容呈现的方式和传播的路径与模式。对于当今的新闻传播从业者来说，如何辨别人类主体和机器的优势与不足，在内容生产和媒介传播过程中有效地“驯化”和充分利用社交机器人，也是他们顺应智能传播发展趋势、提升专业技能的主要方向之一。

从社会效益的视角来看，人类对于社交机器人会产生更高的希冀，相信后者能够准确解读人类行为，对互动进行反馈、自主决策和理性行为并能够基于先前的交互经验来进行学习，进一步提高注意力、参与力和共情力。有鉴于此，社交机器人未来将以何种“交往姿态”进一步嵌入用户的生活中，成为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技术、社会和伦理层面的问题。社交机器人的设计应以不对用户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伤害为原则，并为个人和社会的福祉做出贡献。[12]

应当看到，对于绝大部分用户而言，与社交机器人进行互动依旧是新颖的、稀少的现象，其中也蕴含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较弱的参与感[13]，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社交机器人在新闻传播领域应用的想象力。在人机传播的观照下，不能再使用人类传播的理论和模式映射当下的人机传播，对社交机器人的概念和特征进行澄清，探究其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对理解人机互动的复杂性，以及新的传播行为的多样化和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如心理学家欣德（Robert Aubrey Hinde）所指出的那样，“关系的建立不是一方的结果，而是交流的双方一系列互动的产物”，继续深入探究社交机器人在人类能力和规范之外的互动、联系和结合的各种方式，这样的进步不仅可以拓展和启迪人与机器人的关系，也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从而让人类社会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请见《青年记者》2022年第7期纸质版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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